选择与过滤：唐宋豪侠小说在日本的异域想象

摘要：中国的侠义小说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继史传侠客文学之后，唐宋豪侠小说将中国武侠叙事推向了一个高峰：一方面在思想内涵上更加丰富多元，另一方面，其表现手法融入了西域的杂技、道家的玄幻等元素，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唐宋时期的豪侠作品在中日文化交往中，曾大量地传入日本，然而就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来说，却并无回响。甚至，对于这类小说类别的命名和划分，中日学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分歧。本文关注中外学者对这一小说类型认识及分类标准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分歧根源，力求回到具体历史语境中追寻中日侠义观念分道扬镳的依据。 
　　关键词：豪侠小说；唐宋；中日文化；异域想象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051-08 
　　自司马迁《史记》开“游侠列传”之先河以来，历代文学中均能见以叙写游侠行状为题材的作品。如被誉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①，东汉《吴越春秋》卷五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中的《越女论剑》，以及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小说中均不同程度地展现了游侠意识，虽步履蹒跚，却渐渐向小说迈进。一般观点认为，中国武侠小说之繁盛，始于唐人的传奇小说，尤其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具有浓厚虚构色彩、足以与史传分道扬镳的“豪侠”作品。它不但全方位投射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亦与当时的时代气风关系密切。其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技巧和内容，都为我国武侠小说类型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唐代是中日文化交往最为密切的时期，日本从中国运载了大量文化典籍。据藤原佐世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所载，公元九世纪日本存录的汉籍多达1568种，17209卷。其中与唐代文学关系密切的，“一是在小学家类下有诗文评著作45种，多为讨论诗文体式声病之作；二是别集家存152种、1619卷，总集家存85种、2835卷，颇多中土不传之书；三是兵家、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家收书极多，對了解唐代社会民俗极为重要”②。虽然从数量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汉籍流布规模甚众，然而在以贵族文化为主流的平安、奈良时代，中日之间交流的汉籍主要以佛典、医方、诗文等为主，与通俗小说相关联的文献却并不多见。这不但与当时接受国的主流文化方向有关，也受制于唐宋豪侠小说所具备的某些典型类型特征。综合考察接受国的历史背景及文化因子可以发现，虽然唐宋豪侠小说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小说类型已经具备了成熟小说的诸多特征，然而在海外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却并未受到深度的接受，其表现即在于未见翻译本和以其为题材的翻案、改写作品，始终只是停留在作为一种异域文化被介绍和想象层面，甚至被接受国作为与自身侠文化题材作品相区别的典型特征。故而笔者认为，或许唐宋豪侠小说正是中日侠义观念走向分道扬镳的源头，本文试图对其文化根源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 
　　一、豪侠小说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 
　　唐代及唐以前的小说单行本多已亡佚，后人若要想目及传奇中的豪侠小说，首先不能迈过的即是《太平广记》③。因为其不仅收录了自汉代起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文类，卷一九三至一九六，还特立“豪侠”一类，专门收录唐宋之间所谓的“侠客”之流，代表了宋初对“侠客”的认识基准及态度。此外，后继文人纷纷在《太平广记》基础之上编撰小说辑本，亦能找到散落其间的诸多侠义文学作品。故而在本文中，首先将《太平广记》视为唐宋豪侠小说的重要载体，对其在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情况进行考察。 
　　就《太平广记》的成书过程来看，即如明人冯梦龙《太平广记钞·小引》中所述： 
　　于是乎《御览》书成，而笔其余为《广记》凡五百卷，以太平兴国年间进呈，故冠以“太平”字。二书既进，俱命镂板颁行。旋有言《广记》烦琐，不切世用，复取板置阁。民间家藏，率多缮写，以故流传未广。 
　　由此可见，因为“《广记》烦琐，不切世用”，故其成书后即以版木形式束之高阁，藏于宫中太清楼，在民间并未广为流传。如今我们只能凭借一些流散于文学作品中的只言片语来一窥其踪。目前国内能见的最早版本乃明人许恺所作，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刊行的“谈恺本”。 
　　根据“日本所藏汉籍数据库”数据显示，目前世存最完好的“谈恺本”原本乃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刊行，现藏于日本蓬左文库④。该版本共20册，由明代许自昌校订，有御本尾阳文库两印记，并注明“宽永十五年（1638年）买本”。蓬左文库，是在德川家康的旧有藏书以及历代藩主的书物收集基础上建立的。元和二年（1616年），德川家康去世后，其多数遗物分别由尾张、纪伊、水户的御三家所分得。其中被称作“骏河御让本”的家康藏书，3000册由尾张家继承，以此为契机，尾张藩的“御文库”得以成立。后经由历代藩主不断购置添加，至幕末，其藏书量已经扩大为5万册左右。从藏书的质量和数量上来看，尾张藩的御文库可以算得上是江户时代首屈一指的大名文库。由此可知，至早于宽永十五年（1638年），《太平广记》便传入了日本，并首先为官方大名们所收藏。 
　　在现行诸《太平广记》版本中，在海外流传比较广泛的还有“许自昌本”（许刻本）。该版本卷头李昉的上表文之后，附有嘉靖四十五年谈恺自序。各卷卷首写有“长洲许自昌玄祐甫校”一行，字体亦与谈恺本有异。就目前日本国内所收藏的情况来看，内阁文库、宫内厅书陵部、静嘉堂文库、广岛市中央图书馆浅野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均有藏列。 
　　此外，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黄晟（晓峰）所作谈恺本的增补本，由于后世广为复刻，成为最广为流布的一个版本。该版本卷首附有乾隆十八年黄氏所作的序言。在日本图书馆的汉籍库中也多有收列：如静嘉堂文库藏“嘉庆元年（1796年）重刻黄氏巾箱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院所藏，嘉庆十一年（1806年）“苏州聚文堂坊刻巾箱本”；神户大学文学部所藏，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三让睦记本”等，可谓都是根据黄氏巾箱本所复刻而来。
　　通过以上整理的数据及收藏情况来看，《太平广记》的确自江户时代就已经传入日本。那么由此也可以推知，唐代的“豪侠”类小说应该也应该藉由此为载体，传入日本是不争的事实。然而，书籍的藏本仅仅只能说明一种文学交流的事实关系，但是还远远不足以说明接受者对其认知的态度及具体接受的影响。因为一国文学在他国的接受，要受到来自接受国的语言、文化传统、审美经验等多方面的因素制约。究竟能不能真正融入他国文化之表里，或仅仅只是作为一种异国文化来阅读，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