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关羽形象演变的轨迹探析

　　摘    要：　在中国古代众多历史人物形象的演变中, 关羽形象的演变极具代表性。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 逐渐生成复杂的宗教信仰。一方面, 关羽形象的演变推动了关公信仰的形成和发展;另一方面, 关羽形象独特的演变轨迹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追求。通过对关羽形象历史纵深式的梳理, 结合关羽形象的文学性转化, 逐渐呈现出关公信仰发生、发展及成熟的过程。关公信仰的迅速发展绝不仅仅是宗教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而是社会各阶层对关羽形象的塑造逐渐符号化、象征化, 最终使其固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代表, 同时也体现出关羽形象的艺术魅力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　关羽; 关公信仰; 关羽形象; 演变;
 

　　作为三国时期真实的历史人物, 关羽的故事在中国大地已流传了近2000年。关羽形象经过历史长河的荡涤逐渐褪去了历史的表征, 在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浸染中注入宗教的血统, 从而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从历史纵深的角度来梳理关羽形象演变的轨迹, 我们会发现, 关羽形象的宗教生成和文学生成是相伴相生、相互影响的, 是中国社会各阶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历史上真实的关羽

　　史书中对关羽最早的记载是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关羽字云长, 本字长生, 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1]卷三十六,939其身世介绍不仅非常简略, 而且主要集中在某些特殊事件, 如关羽身在曹营、威震华夏及死亡等。其中, 对关羽随刘备征战的相关记载较多, 尤其突出刘、关、张3人的手足之情。陈寿对关羽的评价为:“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 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1]卷三十六,944“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 为世虎臣。”[1]卷三十六,951并没有刻意突出关羽的形象地位, 而是将其与张飞放在一起相提并论, 更谈不上信仰崇拜。然而, 也有人认为《关羽传》在《三国志》的五虎大将合传中能够列为首传, 足以表明关羽忠勇仁义的虎臣形象和重要地位。无论关羽形象在史书中是否突出, 都不影响我们对其忠义勇猛形象的认知, 因为这是历史还原给我们的一个真实、客观的记录。

　　刘宋时期的裴松之从《蜀记》《典略》《江表传》《傅子》《吴历》《魏书》等史籍中广泛搜集材料, 为《三国志》作注。内容多为关羽的言行及相关史实, 补充了一些当时流传的野史传说, 将有时间性的事件按顺序插入史传中, 没有时间性的事件放在传尾。[2]与陈寿的本传相比, 裴注所呈现出的关羽形象更具有鲜活性和多面性。例如《蜀记》中加入曹操、刘备围吕布之事:“关羽启公, 布使秦宜禄行求救, 乞娶其妻, 公许之。临破, 又屡启于公。公疑其有异色, 先遣迎看, 因自留之, 羽心不自安。”[1]卷三十六,939体现出一种民间叙事风格。自裴注后直到宋朝前, 都没有在史着中发现专门的关羽传。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的史传着作, 则更多从侧面反映关羽形象传播的情况。例如《晋书·刘遐》:“每击贼, 率壮士陷坚摧锋, 冀方比之张飞、关羽。”[3]卷八十一,2130《魏书·杨大眼》:“当世推其骁果, 皆以为关张弗之过也。”[4]卷七十三,1635《魏书·崔延伯》:“崔公, 古之关张也。”[4]卷七十三,1638《宋书·檀道济传》有载:“时以比张飞、关羽。”[5]卷四十三,1344可见, 此时的关羽已成为勇猛善战的代名词。除此之外, 关羽的“义”在当时也得到明显地推崇。例如《晋书·慕容德》有载:“昔关羽见重曹公, 犹不忘先主之恩。思虽刑余贱隶, 荷国宠灵, 犬马有心, 而况人乎!乞还就上, 以明微节。”[3]卷一百二十七,3164唐朝正史中很少有对关羽的记载, 更没有将其作为褒颂的对象加以宣扬, 这可能与唐朝统治集团受三国时期分裂局面的影响以及以曹魏为正统思想相关。朱敬则的《魏武帝论》对蜀汉集团争霸的评论相对客观, 但提到关羽时也只是评价了他和张飞的勇猛。

　　这一时期关羽的宗教形象已初步形成。“南朝陈光大年间 (567-568) 就有对于玉泉关帝庙的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二年 (592) , 关公成为佛教伽蓝神。”[6]318唐朝时期, 关羽配享于蜀先主祠和武成王庙。“孔明、孝直股肱, 皆列于东厢, 关羽、张飞爪牙, 悉标于西庑, 威生户牖, 武耀庭除。”[7]11247“诏史馆考定可配享者, 列古今名将凡六十四人图形焉:……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8]卷十五,377可见, 此时的关羽作为64个从祀名将之一, 其祭祀地位并不高, 祭祀等级也有限, 更多是地方民间祭祀, 尚未上升到真正的国家官方祭祀。同时, 人们对关羽的颂扬也多集中于其“勇武”的特点, 系统的关公文化尚未形成。

　　宋代有两部史着中出现了关羽传记, 分别是郑樵的《通志·关羽传》和萧常的《续后汉书·关羽传》。[2]40这两篇《关羽传》与陈寿正史的记录非常接近, 同时也穿插了裴注对关羽形象的记载, 但选取的都是反映关羽正面形象的事件。例如, 郑樵引用裴注《江表传》中记载的关羽爱好《左氏春秋》一事, 以及《傅子》中关羽辞曹一事, 突出了关羽深明春秋大义的形象;萧常则插入裴注《蜀记》中许田射猎一段, 说明关羽早就对曹操加以戒心, 侧面表现出关羽有谋略的一面。可见, 关羽的形象在这两个传记中都得到了有意地提升。到了元代, 郝经的《续后汉书·关羽传》仍以《三国志》本传为基础, 插入一些裴注, 并在后半段对关羽的事迹进行了加工。例如, 在吴蜀荆州之争中加入关羽逐吴三郡长吏一事, 揭示出关羽和吴的矛盾源头;在关羽死后又插入其出征时梦猪啮足之事, 爱好《春秋左氏传》之事:“景耀元年追谧忠义, 羽仪状雄伟, 岳岳尚义, 俨若神人。好《春秋左氏传》, 讽诵略皆上口, 然刚而自矜, 终以取祸云。”[9]卷十六,166总之, 宋元史着中对关羽的描述基本没有超出《三国志》关羽本传的范围, 但不同史学家呈现出的历史风格不同, 由此折射出的关羽形象也有所差异。虽然有些记录的真实性和客观性仍有待考证, 但从另一面也反映出历代史学家们对关羽形象接受和塑造的多向性。

　　如果说历史上的关羽多是以“重义”的形象出现, 那么从宋代开始, 我们可以发现关羽“忠”的形象愈加凸显, 这无疑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政治背景密切相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 宋王朝统治者高度加强中央集权, 推行朱熹理学, 将儒家伦理纲常充分理论化, 使之能够深入人心。因此, 关羽作为“忠”的典型形象, 自然成为统治者的最佳人选。宋徽宗于崇宁元年 (1102) 加封关羽为“忠惠公”, 大观二年 (1108) 加封其为“武安王”。由此关羽的形象由“侯”到“公”, 再度跨越到“王”。宣和五年 (1123) , 宋徽宗又加封其为“义勇武安王”, 从此关羽开始有了“关王”的称号, 但此时的关羽还只能从祀于武成王庙。到了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朝, 文化氛围相对宽松, 宗教信仰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这为关公信仰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元文宗于天历元年 (1328) 封关羽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宋元时期人们对关羽的崇拜除了表现在统治者对关羽的加封上, 还体现在民间的庙会活动中。据熊梦祥的《析津志辑佚》记载:“五月天都庆端午, 南北城人于是日赛关王会, 有案, 极侈丽。貂鼠局曾以白银鼠染作五色毛, 缝砌成关王画一轴, 盘一金龙, 若鼓乐、行院, 相角华丽, 一出于散乐所制, 宜其精也。”[10]57此外, 这一时期的宋元文学与关公信仰的关系也十分密切。

　　明代李贽的《藏书·武臣传·贤将》中也有一篇《关羽传》, 与郝经《续后汉书》中的《关羽传》相比, 《藏书》的《关羽传》多了对关羽不屑黄忠之事的记载。刘备取汉中后欲将黄忠提拔为后将军, 与前将军关羽同伍, 关羽闻讯大怒:“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益州前部司马费诗以理相劝:“夫立王业者, 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 而陈韩亡命后至, 论其班列, 韩最居上, 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也。今王以一时之功, 隆崇于汉室, 然意之轻重, 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 譬犹一体, 同休等戚, 祸福共之, 愚为君侯, 不宜以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 衔命之人, 君侯不受拜, 如是便还, 但相为惜此举动, 恐有后悔尔!羽大感悟, 即受拜。”[11]938关羽对黄忠的不屑表现出其桀骜不驯的一面, 也从侧面反映出关羽极力保持一名武将风范的高姿态。在听了费诗的劝说后, 关羽深感大悟, 转变了态度, 又体现出其深明大义的一面。除了对关羽事迹的记录, 明代史书中更多是对人们修建关羽庙和祭拜关羽事件的记载。例如陈建的《皇明通纪法传全录》 (明崇祯九年刻本) :“甲戌洪武二十七年正月, 敕建汉寿亭侯关羽庙于鸡鸣山之阳, 与历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庙并列, 通称十庙云。”[12]卷十171明代万历四十二年 (1614) , 明神宗加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2]此时的关羽高居帝位, 不再位列臣工, 官方对关羽的封赠进入“帝”、“君”时期, 关羽的宗教地位有了很大地提升。

　　明代史书中还有对关羽史实记录的考证和评论。例如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记载:“吴志鲁肃传, 先主使关羽争三郡, 肃住益阳, 与羽相拒。肃邀羽相见, 各驻兵马百步上, 但诸将军单刀俱会。肃因责数羽曰:‘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 卿家军败远来, 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 既无奉还之意, 但求三郡, 又不从命。’语未究竟, 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 何常之有!’肃厉声呵之, 辞色甚切。羽操刀起, 谓曰:‘皆国家事, 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案今元人所撰单刀会杂剧本此, 盖肃传本实录, 而司马氏通鉴, 据吴书修辑, 以肃欲与羽会语, 诸将疑有变, 肃不从而往, 而所记羽语殊俚陋, 不类云长, 盖吴书乃自尊其国, 非实录也。”[13]卷四十一,566

　　清代史书多是对前人所记关羽之事的考证, 对关公崇拜、关公祭祀活动的记载相对较少, 但此时官方对关公的崇拜有增无减。雍正四年 (1726) 朝廷重新颁布关公祭祀规格:“五月十三日祭祀用牛羊猪各一头、果五盘、帛一匹, 春秋两季的祀礼与祭祀孔子采用同一规格———牛羊猪各一头, 豆类十种, 帛一匹。”[14]124除了官方关公祭祀, 这一时期的民间关公祭祀活动也极具规模。“每岁四月八日, 传帝于是日受封, 远近男女, 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