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的黑格尔

摘要：刘再复文学主体性与李泽厚实践哲学主体性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这种差异起源于二者思想来源上的差异，李泽厚的哲学主体性来源于康德与马克思思想的结合，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虽受此影响，但其更重要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则均来自于黑格尔。其文本依据在于，刘再复主体性文论反复征引黑格尔，却几乎没有引述康德，在主要思路上，刘再复借鉴了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外化思路和对立统一辩证法来结构整个体系和完成具体论证。对刘再复主体性文论思想来源判断的偏误，暴露了当代文论研究缺乏实证精神和深层研究的毛病。 
　　关键词：主体性；刘再复；黑格尔；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005-09 
　　20世纪80年代，以刘再复为代表的主体性文论标志着当代文论的重大变革，其对反映论文论体系的深刻反思，促进了我国当代文学观念的“哥白尼式革命”，因此对主体性文论承前启后学理关系的考察，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文论研究的重要节点，而对主体性文论思想来源的考察，无疑是主体性文论研究的起点。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流看法认为其源头在康德—李泽厚哲学主体性。近年来，李、刘二人思想的差异性受到关注，二者思想上的差异，从根本上看，来自于二者在思想起源上的差異。李泽厚将历史实践维度引入康德的先验主体，通过劳动实践解释了经验积淀为先验的问题，从而解释了人类如何可能的历史本体论问题。刘再复则在人学观念的否定之否定辩证规律考察中，寻找主体性文论的合法性位置；在主体内宇宙的分裂和二元组合中，解释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和组合原理，将深度心灵的外化和爱的推移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从而深深地烙下了黑格尔的痕迹。刘再复文论中对黑格尔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的无意识应用，体现了黑格尔思维方式的强大渗透性，也充分地展现了刘再复主体性文论在思维方式上的过渡性。任何具有较成熟形态的理论体系的思想来源都是复杂的，因此，对任何理论形态的思想渊源的考察也必然需要充分考虑其复杂性。对刘再复主体性文论思想来源的考察，不仅需要考察其“主体性”，更要考察其“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 
　　一、黑格尔、康德：刘再复与李泽厚 
　　主体性思想差异性的起源 
　　李泽厚和刘再复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界的双子星，一个在哲学领域沉潜深耕，一个在文论领域登高疾呼，成为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协同探险”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二者在思想和人生轨迹上的奇妙重合，以及二者诸多对话集的发表②，刘再复和李泽厚甚至成为一种“学术共名”③。因此，在以往刘再复主体性文论的批判和研究中，普遍认为，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思想渊源于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及康德美学思想，主体性文论是对康德-李泽厚主体性哲学“在文学领域里的具体运用”④。这一论断的合理性在于它既来自于刘再复自己的确认，刘再复回忆称：“但我写作论文学的主体性（1985年底）的冲动，则是读了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的哲学论纲》和《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之后。”⑤也来自于论敌的指认，如周忠厚就“从康德美学文艺学的角度”挖掘刘再复“文学主体性”的“主根”⑥；更有中立研究者的评论，如杨小清认为：“真正支配刘文（指《论文学的主体性》——引者注）思维框架的是康德哲学”⑦。通过多方的认定，这一问题似乎已成不易之论。 
　　说刘再复主体性文论深受康德—李泽厚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影响，这无疑是对的，刘再复确实在人本主义观念上使用康德“目的王国”和“工具王国”概念以及其重要哲学术语“二律背反”。但是二者共同性的研究很难解释刘再复的文学主体性与李泽厚的哲学主体性之间的内在差异，这一差异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未曾得到阐明。其区别在1996年夏中义的《新潮学案》中得到重视，夏中义认为从李泽厚到刘再复，主体概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李泽厚强调人性发生学，刘再复则强调人性形态学；李泽厚重群体，刘再复重个体；李泽厚主体性包括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重视的是外在的“工艺—社会结构面”，刘再复则将主体性压缩为内在的精神主体。2002年，在刘再复与杨春时关于文学主体间性问题的对话中，杨春时通过比较李泽厚和刘再复不同主体性的内涵，也认为：“李泽厚接受康德和马克思的《手稿》比较多，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实践和人类心理结构的角度来界定主体性，认为主体性是人类历史实践在主体心理上的积淀，因此这个主体性偏重于社会集体，偏重于理性。”⑧与李泽厚不同，刘再复则“从个体自由的角度来界定主体性，因此偏重于自我，偏重于感性，认为主体性本质上不是物质实践活动，而是精神上的自由。”⑨这里，李刘二人之间的差异被明确地表述出来，刘再复自己也承认李泽厚强调的是“人类实践的主体性”，而他强调的则是“个体精神的自由性”。与此同时，杨春时强调了李泽厚的思想来源：马克思和康德。但有所遗憾的是，并没有指出刘再复主体性文论的思想来源。 
　　事实上，刘再复主体性文论思想来源十分复杂，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黑格尔、康德、存在主义、弗洛伊德、巴赫金、马斯洛、接受美学等都能在其中找到具体的体现。其中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和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深刻地影响了主体性文论的基本立场；李泽厚所阐发的康德主体性哲学思想为刘再复的主体性文论提供了基本的学术背景和作为关键词的主体性；而其基本的论证方法和思维方式则主要来自于黑格尔。我们只要具体地分析《性格组合论》和《论文学的主体性》在哲学基础阐发上所引述的思想家，以及刘再复的运思特点，就会发现黑格尔因素在刘再复主体性文论文本中几乎无处不在，远远地超越了康德的影响成分，但这一基本事实却为学界所普遍忽视。基于此，通过对刘再复主体性文论文本和思维方式的考察，我们似乎可以在杨春时的判断后面加一句：刘再复接受黑格尔较多，但刘再复取消了黑格尔主体性的历史感和理性主义。 
　　刘再复文学主体性强调个人主体，侧重文学活动中个人主体的自由精神、心灵和能动性，即艺术家的个性、接受主体的再创造、对象主体的丰富性。我们知道，在我国当代思想史上，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一直是批判的对象：黑格尔把实践简单地看做是精神活动，而刘再复则在文学领域肯定了这一点，肯定了精神的独立性、自由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把作为精神自由的个人提高到文学的本体上来。刘再复强调，文学的深度主要在于主观心灵的深度、文学的属人性，并试图通过对精神内宇宙的阐发来解释灵魂的深度和广度。在20世纪80年代黑格尔的哲学研究者看来，黑格尔非常明确地把“主体性”阐释为“自由、独立自主、能动性、自我意识、个人的特殊性、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以个人的独立意志和才能”⑩，这种对黑格尔主体性内涵的揭示与80年代的时代精神是契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