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洲小说家对《浮生六记》的文化误读

摘要： 《红线》（The Red Thread， 2000）是澳大利亚小说家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致敬中国文学经典《浮生六记》的一部作品，因其“误读”中国文化而被指责充满了“东方主义话语”。本文以哈罗德·布鲁姆的互文理论为框架，分析《红线》对《浮生六记》的误读和修正过程；讨论跨文化小说的创作技巧、主题意义和跨文化作家的文化立场问题。 
　　关键词：跨文化小说；尼古拉斯·周思；《红线》；《浮生六记》；文化误读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039-08 
　　一、引言 
　　澳大利亚小说《红线》（The Read Thread，2000）以佛教转世轮回思想为依据，利用后现代戏仿手法，讲述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情故事。尼古拉斯·周思说，《红线》是他致敬中国古典文学《浮生六记》的一部作品，创作《红线》是为了“偿还”他对沈复的“欠债”。①《红线》出版后受到西方读者的热烈欢迎，却遭到中国读者的强烈批评。②他们认为《红线》是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充满了东方主义话语。《红线》在解读中国文学和阐释中国文化方面超出了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但若称其为“东方主义”误读又有失公允。第一，东方主义作家认为“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这双方永远不会交汇。”③而周思认为“西方与东方实际上一直是有联系的，‘杂交玫瑰’就是这一联系的象征。”④第二，东方主义话语通常是一位男主人公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试图让东方文化归顺西方，而《红线》的女主人公却主动归顺东方，融入中国文化。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红线》中的文化误读呢？批评家艾瑞安娜·达哥尼诺（Arianna Dagnino）的新著《全球流动时代的跨文化作家和跨文化小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跨文化的世界文学视角。该书针对全球文化流动的现实，关注跨国主义、流动的身份、新游牧主义、新世界主义等文学热点，对跨文化作家的身份、跨文化小说的特点以及移居经历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讨论。她认为跨文化作家经过海外移居体验，以虚构小说的形式表现文化顺应过程的文学类别可称作“跨文化小说”。⑤周思认为“‘跨文化书写’（transcultural writing）更指向那些不同国别文化之间的思想和形式的交流，如《红线》虽改编自中国古典文学《浮生六记》，但它是以另一种语言书写的，放置到另一时空下的故事，同时还具备了澳大利亚的文学传统。”⑥从跨文化视角来看，《红线》中的文化误读是后辈诗人对前辈诗人的“有意误读”，而《红线》的创作过程可以借助布鲁姆的互文理论得到阐释。 
　　T.S.艾略特在说“稚嫩的诗人依样画葫芦，成熟的诗人偷梁换柱”时已有互文思想的雏形，布鲁姆将其发扬光大，形成了一套有别于法国派的互文理论⑦。布鲁姆把文本的生成置于后辈与前驱的对抗关系中，后辈在作品中以六种“修正比”（Revisionary Ratio）对前驱文本进行误读，从而象征性地杀死前驱，为自己的想象力开辟空间。布鲁姆结合16世纪犹太神学家卢利亚的创世故事，将误读与修正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限定（Tropes of Limitation），后辈诗人借助“克里纳门”（Clinamen）和“苔瑟拉”（Tessera）故意偏离前驱文本本意，试图摆脱它的束缚。它意在重新审视，将前辈作品的意义限定在只有他一人看到的范围。第二阶段为替代（The Process of Substitution），后辈诗人通过“克诺西斯”（Kenosis）和“魔化”（Daemonization）解构前驱文本，期望在碎片中获得新生。它旨在重新估价，拓展前人作品的意义领域。第三阶段为重现（Tropes of Representation），后辈诗人通过“阿斯克西斯”（Askesis）和“阿波弗里达斯”（Apophrades）将前驱文本变成“飞毯上的图案”，完成挪用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从而超越前驱文本。它旨在重新选择和阐释前驱文本的中心意义。⑧布鲁姆的互文理论探讨的是文学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的关系，为文学传播中的“变异”现象提供了合法性。那么它对异质文化之间文学变异也适用吗？周思认为文学没有时空的界限，“一种语言、文化的文学作品的主题、风格和形式能够激发另一种语言和文化的新型作品。”⑨作家与作家之间也并非你死我活的竞争关系，而是可以互通有无的共生关系。本文以布鲁姆的互文理论为框架，从跨文化视角审视《浮生六记》到《红线》的文化误读与文学变异过程，借以探讨跨文化书写中的创作技巧、主题意义和文化立场问题。 
　　二、限定：重新审视前驱文本意义 
　　《浮生六记》是沈复的自传体回忆录，讲述的是发生在沈复和芸娘身上的真实故事。周思“对这部经典之作进行了想象，赋予它新的内涵，使它成为今天新一代读者欣赏的，与《浮生六记》全然不同的故事。”⑩作者在《红线》的出版信息中特别注明：“书中人名、地名和事件均为作者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偶然。”后辈作家以前驱文本为蓝本进行创作首先要重新审视前驱文本意义，为自己的故事创造条件。从《浮生六记》到《红线》的文本变异，首先从限定前驱文本意义开始，小说家首先对小说三要素——场景、人物和情节分别做了限定。通过“克里纳门”（Clinamen）重置小说场景，重塑小说人物，又通过“苔瑟拉”（Tessera）补充完整小说情节。周思将《浮生六记》的故事从清朝乾嘉年间（18世纪末）的苏州置换到20世纪末的上海，创造出更适合小说主题的环境，“让旧文本《浮生六记》的魅力打动现代读者。”？輥？輯？訛达哥尼诺用“港口城市”（the harbor city）一詞来概括跨文化小说的场景，她以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为例，说明跨文化小说的故事一般发生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上海是中国最具国际化和世界主义特征的城市，是多元文化的调色板，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阵地也聚焦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问题。小说主要人物居无定所，生活空间具有流动性：沈复和芸娘平常寄居亲友家，一有空闲即畅游山川、寺庙、园林。沈复灵和鲁斯平时寄居待拆迁的老宅阁楼，经常去酒吧和旅馆公共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