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术命题

摘要：访谈中，两位学者以“中国现代文学”诸概念为焦点，就域外现代文学的研究影响、海外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的新近成果、“八十年代”和“十七年”文学的重估、多重主体身份的冲突与杂糅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现代华文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十七年文学；访谈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677（2018）4-0047-04 
　　姚：罗鹏教授，我在几天前访谈王德威教授时，曾经提到“哈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派”，即由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所形成的“哈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派”。他大致同意我的这种提法，但同时指出用“哈佛”来指称可能有些过窄。因为夏志清先生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任职，而李欧梵先生和他自己的学术生涯，都不只局限于哈佛，所以或许称之为“美国东海岸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派”更合适。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个横贯半个世纪以上的美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派已然存在。而您可以说是这一学派已经成长起来的又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听说您是王德威先生的弟子，从您的研究来看，无论是研究对象的广泛，还是研究风格上都明显可以看出与王德威先生的师承关系。请大致介绍一下您的研究，并谈谈您与王德威乃至这一学派之学术品质的联系与差异好吗？ 
　　罗：说这3位学者属于一种所谓的“哈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派”显然不对，因为夏志清从来没有在哈佛教过书。再说，甚至“美国东海岸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派”这样一种说法也太狭窄，因为李欧梵去哈佛之前，曾经在中西部的芝加哥大学跟西海岸的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教过好几年的书。 
　　我自己确实是王德威老师的博士生（他还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时候），而且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导师是夏志清的学生，耿德华（Edward Gunn）。因此，如果说我属于夏志清跟王德威的二三代，也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不一定把自己看成是这种新一代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说谁有代表性有什么意思？这个所谓的学派或者群体有哪些特点？我看王德威等的其它学生，就觉得我们不一定有很多共同之处。当然，也许我们都在某种程度强调历史、文艺理论以及文本细读吧。 
　　姚：谢谢您的指正。据说在2016、2017年两年间，英语世界推出了四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王德威主编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称“哈佛版”）、邓腾克（Kirk Denton）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简称“哥伦比亚版”）、张英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指南》（简称“指南版”）以及您和白安卓（Andrea Bachner）主编的《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简称“牛津版”）。正如陈思和先生所说：“4种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两年内相继问世，其影响与争论都有不可估量的可能性”。就我所知，在大陆王德威先生的《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介绍、争鸣比较多，另外您的《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的导论也已经翻译成中文发表在《南方文坛》上，另两本文學史，还未见专门介绍。请问，为什么英语世界会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出现4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种巧合，还是因为五四新文学百年这一契机，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您是否可以大致比较性地介绍一下这四部文学史著作？或者重点比较一下您与王德威先生的？ 
　　罗：我对这4部书都比较熟悉，因为我不仅是《牛津版》的主编之一，《哈佛版》的编委之一，而且4部书都有我写的文章（题目分别是“董启章”“阎连科”“黄锦树”以及“《镜花缘》与地理想象”）。这4部书在这两年内出版不过是一种巧合。邓腾克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指南》，原为2003年《哥伦比亚东亚现代文学指南》的一部分，而出版社后来让邓腾克以中国现代文学单独出一部书，而且让他再要一些新的文章。王德威主编的《哈佛版》属于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一个“新文学史”的系列，该系列是从2005年《新编德国文学史》开始的。张英进在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指南》之前，于2012年为同一出版社主编过一部《中国电影指南》。与之类似，我在与白安卓主编《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之前，曾在2013年跟周成荫一齐主编过一部《牛津中国电影手册》。 
　　另外，不能说这4部新书都是“文学史”。最接近一种传统文学史的形式是《哥伦比亚版》，而《哈佛版》用的是一种反传统的方式，以一系列的具体历史时刻来叙述近现当代中国的文学以及历史。张英进的《指南版》跟我们主编的《牛津版》根本不是文学史，因为都不试图介绍一种完整的文学史，反而都强调一些不同的分析法跟分类法。 
　　姚：您这样一解释，我就明白了。当初我还有些纳闷，文学“指南”“手册”之类也是“文学史”？不过大陆学者把它们都称之为史，倒也不一定完全是出于不了解情况，或许也说明了经过后现代的洗礼，对于“历史”的看法，的确是多样化了。 
　　我与王德威先生访谈时，专门讨论到了史书美女士“反离散”的“华语语系文学史观”。王德威先生说他为了摆脱围绕“华语语系文学”概念的过于情绪化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改用“华夷风”的称谓，但我发现您在《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的《导论》中反复使用的是“现代华文文学”的提法，这是否是有意为之？您与前两者的主要交集与界线在哪里？ 
　　罗：《牛津手册》的《导论》本来是用英文写的，我用的不是Sinophone（即“华语语系文学”或者“华夷风”的英译），而是Chinese literature。我在《导论》中指出，英文的Chinese literature的意思很有弹性，因为Chinese这个形容词可以被翻译成“中国的”、“中国地区的”、“中文的”、“汉族的”、“中国/汉族/华文文化的”，等等等等。所以，我所使用的Chinese literature一词有多种意义，无论是直接翻译成“中国文学”、“中文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都是以偏概全，有问题的。我们所关心的作品与文学现象既包括来自中国大陆的，也包括来自港台、南洋、欧美等地区的；既包括用中文写的作品，也包括一些用日文、英文、彝文等语言书写的作品。我们的《手册》中甚至有一篇讨论的是一些来自东南亚、生活在台湾的移民，用自己母语所写的作品。总之，不管用什么词汇，无论是Chinese literature、Sinophone也好，还是华语语系文学、华文文学等等也好，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鼓励一种更广阔、更有弹性的文学观。